疫苗同意書僅能選擇「同意」？
楊惠中
（NOWnews/東森新聞）
你/妳能想像就醫時，因為某些原因尚不願意配合打針、吃藥，醫療人員以掌摑方式強迫你/妳打針、吃藥，你/妳會接受嗎？
如此，醫療人員將可能涉及強制罪、公然侮辱罪、傷害罪等刑事責任；所幸現在的醫療人員多能夠尊重病方，相關認知多有正確認識；然而，令人不可思議─據報載，台北縣瑞芳鎮某國小曾獲得師鐸獎教師，被爆掌摑弱勢女學童，係因校方收集施打新型流感疫苗的家長同意書，全校「只有女童一人」為不同意。
難道，教師得以不受法律規範？施打疫苗同意書僅能選擇「同意」？明顯違背告知後同意法則（The Doctrine of Informed Consent）之精神與美意；亦對於個人身體自主權缺乏正確認識與起碼的尊重！
告 知後同意法則乃指醫療提供者有法律上的義務，以醫療接受者得以瞭解的語言，主動告知病情、可能的治療方案、各方案可能之風險與利益，以及不治療之後果，以 利醫療接受者做出合乎其生活形態的健康選擇。未取得醫療接受者之告知後同意所進行之醫療行為，醫療提供者應對該醫療行為所造成的一切後果負責。此法則旨在 規範醫療關係中醫療提供者的告知義務（Duty to Disclosure），以確保接受者「知的權利」，並進一步協助選擇/決定所願意的方式；而不該是威脅、強迫！
在臺灣，施打流行性感冒疫苗並非強制，也就是說─民眾還是有「選擇」的權利！只是，在選擇的過程當中，常面臨到知識取得的障礙，在判斷上容易受到片面資訊及相關爭議所左右。縱使以父權（霸權？）角色認為：「這是為了你/妳好！」但事實上，施打疫苗同意書並非僅可選擇同意，仍應有「同意」、「有條件同意」或「拒絕」之決定，以彰顯身體自主權的具體表現。
「告 知後同意」主要希望藉著課與醫事人員說明義務來增加醫病之間的互動與溝通。臺灣臨床實務上行之有年的「檢查同意書」、「手術同意書」是否就足以代表醫事人 員已經履行其說明義務了呢？法院向來的見解都是否定（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2676號、臺灣高等法院87年上字第151號等判決）。
當醫療科技飛快的進步，人們接近健康的資源日益更新，相對的造成民眾對於其中的資訊無法等速度地瞭解；尤其當資訊的來源掌握在醫療提供者手中，在無具備專業判斷或無充分告知說明的情況之下，接受施打者似乎僅能無奈地配合。然而，除了疫苗之外，是否還有其他同樣得以預防感染的方式？所接受的範圍是否一致？所接受的內容是否合乎期待？個體上之差異是否影響疫苗本身的功用？若施打疫苗不幸釀成身體缺陷、死亡，是否得以藥害救濟管道進行國家賠償……？諸多問題不勝枚舉。
畢竟，絕大數民眾對於疫苗的認識常處於被動、且資訊取得容易淪於弱勢。為衡平當事人知識取得之距離，國家實有必要從中協助，避免相關政策之執行受到質疑。當然，這更需要相關人員的配合及具備正確的認識；以避免「只有一人」選擇不同意被視為判徒（違反秩序？罪犯？）。如此豈是施打疫苗同意書所期待的本意？徒具簽名形式，其實只不過是專業人員刻意營造的強勢作風及「從眾就範心理」；「施打疫苗同意書」恐怕也只是以假民主之名，行侵害人權的偽善工具。
當醫療人員願意學習尊重他/她人身體自主權，並瞭解「告知後同意法則」的基本精神；教育工作者是否也應該具備人權意識及再教育？畢竟，校園並不是法治的例外場域。
楊惠中（2009），「疫苗同意書僅能選擇『同意』？」，NOWnews/東森新聞，11月25日，論壇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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