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豈是餵養歧視的工具？
─從「關愛之家」敗訴並應遷離社區一案談起
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
法律政策委員會/常務理事
楊惠中
針對「關愛之家」與再興社區居民訴訟官司判決之結果，衛生主管單位及媒體間皆具表示遺憾之語，顯示政府宣導了多年的關懷愛滋病，不敵民眾歧視的眼光，臺灣社會的包容力，竟僅限於「不要在我家後院」的「制度性歧視」。
截至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最新全臺愛滋患者統計人數，已達13,061人（本國籍及外國籍；民國95年9月），且並未有其成長趨緩的跡象。政府無能力收容愛滋患者，民間收容單位一旦曝光又處處受到排擠/抵制，今日即使關了「關愛之家」；但卻關不了愛滋病患迅速成長的事實……。
不僅僅是關愛之家，中壢啟智中心去年亦受社區居民驅逐；康復之友會精神殘障復健中心遭民眾排擠，後經溝通且取得執照後，得到居民認同。如今這項判例一開，今後弱勢者安身立命等基本人權問題，將又再挑起敏感神經。
當然，不可否認─社區居民亦有苦衷。其一是擔心有這類團體進駐將使房價下跌；其二是擔憂愛滋患者會傳染給社區的民眾與兒童。因此，社區民眾採取激進做法，迫使相關機構遷離，以致難以在當地生存之窘境。但，人類本身即為「共生」的社會，難道「離開我家後院才具有包容力」？
遠離病者或冷酷對待病者是生物自我防衛的機制；害怕影響到自己和親人的健康，亦無可厚非。於今法院的判決似亦有憑有據，並無不妥；但是，現代文明社會已不會將痲瘋患者集體趕至山谷予以自生自滅，而是以科學的方法治療，且仍保有尊嚴的生活；無需隔離的傳染病患者亦可正常生活，於法律中與「一般人」相同享有基本的權利，其中當然包含在社區接受照顧的權利。我國憲法第2章規定「人民之權利義務」，即知「人」或「人民」為基本權之主體。基本權主體係指基本權的擁有者，也就是基本權的權利人，或基本權的保護對象。何謂「人」？涉及到憲法基本人權保障的最根本問題之一，因為人，可以享受基本人權；非人，則不可以享受基本人權。愛滋病患是否為「人」？可否基於基本權主體享受基本權的保障？與一般人民有何不同？均值得研究探討。
然，愛滋病患既然為「人」，屬於基本權主體，向無爭議。惟愛滋病患作為基本權主體之國民，相對於強勢之國家行為，經常處於弱勢之不利地位，而且基本權利保障之有效性，亦不時面臨考驗。此外，隨著醫療照護產業之發展，愛滋病患相對於擁有強勢力量之醫療照護產業，亦經常處於弱勢之無助地位，使雙方基本權利之地位，事實上並不平等，似亦有調整之必要。為避免前述情形減損基本權利之憲法價值，本文主張，相對於強勢之國家及醫療照護產業，愛滋病患的人權保障具有優先性之憲法地位，係基本權利保障之核心內容。
有疑問的事─法律既為人類社會秩序之標準，法律本該對於歧視進行對策，但為何人類與法律共存這幾千年來，仍可見不同類型之歧視狀況發生？似乎，法律僅是人類社會中最基本之標準，若為達成人類接近完全美好之社會狀態，法律似乎仍有不足之缺憾。
猶如病患汙名之所以產生流行，關鍵即在於─思想之傳播途徑並非固定，於閒談之間、大眾傳播、教育環境、網際網路中穿梭無阻，猶如藉由空氣般瀰漫遠播於部落與城市之中。人們總是會在有意/無意間接收到環境之思想訊息。倘若並無適當的機會予以教育，通常會左右人們對事物應有的判斷力；甚至於「感染」社會的流行病，成為社會病的「帶原者」之一。痲瘋病、精神疾病、愛滋病、乃至於本世紀之新興傳染病─SARS等疾病。縱使衛生主管機關一再強調與呼籲─並不需過度恐懼/保持距離；法律亦明文不得予以歧視之規定。但民眾或許因為接受社會的流行病毒過深，這樣的危懼氣氛已壯大至失去應有之理智，歧視特定病患似乎認為「理所當然」的一件事。殊不知，每一人皆有可能成為病患族群；並非疾病之絕緣體。
法律本身應建立在倫理與事實；尚不得凌駕於科學證據之上。因此，愛滋病已經由流行病學及臨床研究證實其確定之傳染途徑，以及其感染率遠相較於同樣之傳染途徑─B型肝炎為低；甚至於其並非藉由空氣、水資源等不確定之傳染方式傳播，故並無需採取「隔離措施」之必要。一般人憂懼與愛滋感染者共食、一起游泳、洗澡、共眠、共用馬桶……等，並不會因此感染愛滋病毒（因無交換體液的可能）。HIV病毒本身一離開人體後，即很容易遭受破壞，因此並非如SARS般容易傳播，經由藥物得以控制良好、穩定之愛滋感染者，實有回歸社區/社會並恢復正常生活之重要性。僅不過，大多數之民眾似乎將「愛滋感染者」（People Living with HIV）與「愛滋發病者」（AIDS）視為同一，因而誤以為「愛滋感染者」之健康狀況虛弱不堪一擊，怎可要求與「一般人」同樣享受就學、就醫、就業等社會權利？但事實該兩者之生理狀況可謂「大相逕庭」！愛滋感染者除身上具有HIV之外，其餘身、心狀況與「一般人」實無二致！且「並非」如一般人之想像─愛滋感染者為一虛弱之個體。因此，法律中「禁止歧視」之規定並非毫無根據；僅是於法律中之保護/限制對待，所進行之差異待遇理應「合乎目的」之保護/限制。當然愛滋感染者回歸社區並不會造成開放性之傳染，其安全性可藉由上述病理之介紹，給予感染者回歸社區之可靠、合法基礎。因此，法律並不需違背科學證據另行標準；否則即將破壞各領域間原本既已存在之事實與規範。
「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」第6條之1規定：「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，不得予以歧視，拒絕其就學、就醫、就業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。」然而，愛滋感染者現今被社會歧視、污名處境、就醫時被拒絕狀況經驗屢屢出現，改善空間相當小，與現行法律與現狀有相當大的出入。從我國現行所頒布之法令，對於病患歧視這樣的問題，法律似乎皆已具備善盡且明文「禁止歧視」之規定。例如：「病患就醫不得予以歧視；病患接受教育不得予以歧視；病患於就業環境不得予以歧視……等規定。」現行相關之法律對策尚稱完整。既然條文中已明定，甚至於憲法亦肯定應積極保護如此之權利，為何歧視之狀況並未隨著法律之訂定而消聲匿跡？反而社會中之歧視事件仍時有所聞？明顯不難推之─法律雖有其宣示及崇高性，於人類社會中扮演維持秩序之標準；但其執行之效果及是否真正落實該善意，於此似有一段頗具規模之差異。
因此，關於病患歧視之問題，單純援引法律作為予以對策之工具，似仍稍嫌不力！本案判決高度影響社會觀感，恐生連鎖效應，同時宣告20年來的愛滋教育徹底失敗，社會大眾的抗拒姿態依舊固執，主管單位呼籲民眾接納包容之餘，似乎束手無策，今民眾對愛滋的集體排斥，甚至獲得司法機關的正式背書，其後可能衍生之連鎖效應與來自各界更加理直氣壯的歧視言行，似非危言聳聽！
病患，並非僅限於「醫療人員」所照護之對象；亦並非僅存在於「醫療機構」內才得以稱之為─「病患」。因現今醫療環境更加趨於複雜性，再加上病患使用醫療機構中之各項資源，接受治療僅是完成「階段」日常生活之延續，此其並非為人生之最終目的。縱使罹患重病而不得不必需長期臥病在床，亦並非病患當事人及醫療人員所期望。因此，病患經適當之醫療照護後，回歸社區/社會應為常態；而非特例。衛生單位竭盡心力為病患之健康而努力；為達到病患之健康權益得以連續，社會福利體系應持續給予病患回歸正常生活後之健康維繫。故長期照護體系之規劃、社區照顧以及相關人員之培訓應有繼續執行之必要性。
公共衛生與社會福利之精神相同，即為達成國家照顧每一個人之責任，以及維持社會穩定、安全發展之可能性。因此，公共衛生與社會福利應共同負擔照顧病患之責任，不應有所界線與區隔。否則，就如同本研究之案例─病患已不再需要繼續使用機構內之醫療資源；卻也無法回復原本之工作、就學，甚至於居住之環境。縱使得以在社區中取得藥物持續治療之可近性；但「正常生活」即面臨障礙，生命得以延長/維繫僅剩苟延殘喘之象徵意義。
愛滋病患長期受到「主流團體成員」的歧視，社會權力的形成/分配往往亦不知不覺地助長偏見與歧視的蔓延。刻板印象、偏見與歧視交互影響之後，往往產生累進的效果。歧視不僅可能發生在個體的互動中，亦極可能經由社會/團體組織運作而產生「制度性歧視」。這樣的歧視往往不易查覺到，乃因它是一種間接、不經意地深植於社會/組織/文化之中。因此，愛滋病患似乎經常受到「主流團體成員」的歧視，社會權力的形成/分配往往亦不知不覺地助長偏見與歧視的蔓延。愛滋病患處於差別待遇之地位，難以脫離或結束當前之困境，而不得不長期忍受不公平之對待。然而，很多不必要的偏見與歧視往往來自於族群本位主義（Ethnocentrism）之影響。換句話說，族群本位主義者習慣用自己的文化標準衡量他人的文化，而將他人的文化視為較差或次等的文化。因此，經常的文化誤解與衝突勢必在所難免。
愛滋感染者欲回歸社會，事實不僅常發生就學上的障礙，工作環境的惡意排斥、疾病隱私的侵犯、就醫權利的差別待遇，甚至人際關係、居住社區等的公平對待，似乎仍是「處處危機」。感染者想要的並非擁有特權，而只是希望和一般人一樣，能夠回到社群過著正常的生活。在病患人權的議題上，社政和衛政單位對於社區直接服務的工作，似乎仍無法相互相配合，無視於人因所患疾病不同之差異；國家保護民眾健康，不應該有所「選擇」，民眾需要的畢竟是「濟弱扶傾」社會的落實。
當愛滋病於人類社會中所造成種種的衝擊事件，人們為努力「降服」疾病的肆虐而積極進行宣導「禁慾」、「防治」與「教育」；卻因屢次失敗而感到挫折之時，便以怪罪或攻擊「特定族群」之方式以疏解其挫敗及負面的情緒。而那些被當作阻礙防治愛滋病之特定對象，即成為所謂的─代罪羔羊（Scapegoat）。其若無力抵抗外界的敵意與攻擊，通常容易因此被認為係為真正的始作俑者。但實際上，他/她們也是無法改變社會現狀的受害者。愛滋病患處於差別待遇之地位，難以脫離或結束當前之困境，而不得不長期忍受不公平之對待，甚至包括所謂的司法正義……。
楊惠中（2006），「法律 助長歧視的工具？」，民生報，10月16日，A7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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